张磊：货币与实体 霸气的支配权

所有这一切为祭祀层面的达摩转向伦理层面的达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一端勾连着哲学，一端勾连着法律实践，形成了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一般问题的哲学和部门法学均不可替代的独有研究领域。专著：《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法学界往往自比经济学界而感望尘莫及，殊不知经济学界的40年之功也主要体现在破的向度上，在立的向度上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载入世界经济思想史的学说与思想也基本是没有的。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法理学的范围更不一定是类似国际法哲学——法社会学协会（IVR）、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及其所组织的各类研讨会所对应的对象范围，类似机构关注点的变化和会议选题的选定，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受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边界范围的严格限制。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26]] 比如郝铁川：《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载《求是》2001年第6期。

陈金钊：《多元规范的思维统合——对法律至上原则的恪守》，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方法上的开放性，是后发的中国法理学能够独立成学、能够达致学术包容、能够向国际学术界看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能够基于中国立场、面向中国问题实现创新的必要前提。齐默恩说：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他们（陪审员）表现不错。

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确立了下来，民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极大的权力，雅典民主政体得以确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德拉古颁布成文法的目的是限制贵族的权力。这是因为贵族们有不遵守城邦法律的危险，只有把他们驱逐了，城邦制度才能得以保存。同时，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贿赂现象的发生。

但在梭伦立法之前，雅典社会矛盾的症结就是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雅典的穷人由于没有土地，需要为地主做工，其收成的一部分要交给地主，如果收成不够的话，依据习俗，地主有权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家属变卖为奴。[65][英]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傅洁莹、阚怀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See S.C.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p.82-83. [69]参见注[68]，第83页。这是梭伦对人类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是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开始。为了清晰解读埃菲阿特为规制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权力所带来的法治观念的改变，我们需要分析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在此之前的职能变化。nomos到了克里斯提尼时代，其含义发生了变化。

人民领袖的灵魂是邪恶的， 注定要为他们巨大的傲慢遭受众多苦难。但雅典公民的这种意识也不是无缘由的，而是与雅典立法者们一直所坚持的立法旨趣相关。[63]也就是说，克里斯提尼用共同体的权威取代了个体权威，并将其作为法律的依据。就平民而言，法律赋予了他们担任官职和陪审员的各种权利。

第二，他是德馍登记在册的享有完整公民权的人。因此，要使雅典立法者们的立法连贯性完整呈现出来，就需要排除先见，尽量从雅典社会的现实来解读，因为现实是无法以片段化的方式来分割的。

但本文认为，没有确立民主制并不代表民众没有民主意向，相反，梭伦立法极大提升了民众的民主意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民众大会来参政议政。公元前四世纪时，德摩斯梯尼明确阐释了它的重要性： 保护和维持民主与城邦繁荣的至为重要的三件事是：首先是法典。

[87] 简言之，雅典立法者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法者不应以社会中的某个群体为标准，而应以社会的整体品行为根本宗旨。这一系列的立法铸就了雅典特有的完全以城邦为依归的公民精神。但有一个机构，就是雅典的最高法庭议事会，历史上没有明显的资料说明克里斯提尼曾针对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作出限制。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2页。普通公民可以在司法事务及公民大会上图谋城邦的发展，有一定财富的公民则要抑制自身的傲慢，并且在更为高级的职位上施惠于城邦。[40]因为城邦的法律是神圣的法律，它尽其所能地进行统治，它满足了所有人且绰绰有余。

[58] 向陪审法庭进行申诉的制度，降低了原先行政官员的司法权力，司法权开始掌控在民众的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了公民反对行政官员任意司法及司法腐败的机会。并且hybris的特征是贪恋吃喝、欲望强烈、贪玩、打或杀、攫取其他人的财富和特权、嘲笑他人或不遵守尘世的和神圣的权威。

但学者们，尤其是法律学人，在对雅典社会的解读中却长期冷落雅典法律，究其原因，也许对法学家来说，在哲学领域中雅典人是罗马人的老师，但在法律领域中，罗马人则是希腊人的老师。[54] 酒会并非无序之地，它也是有规则的。

[53] 梭伦通过酒会来显现权贵们的傲慢，他说：他们不知如何抑制自身的傲慢，不知如何有节制地享受宴会的欢乐。还有一些僭主出身于经过选举担任了重要官职的人（古时候平民们给民政官或祭监以很长的任期）。

我一到那里，就有人把盗窃公款的温柔的手递给我。[13]同时，本文把时间限定在公元前462年埃菲阿特立法之前。公元前409/8年，雅典人推翻寡头政权后，专门委托anagrapheis（篆刻者）恢复德拉古的杀人法，其规定为：篆刻者要把德拉古的杀人法从巴昔琉斯（即皇室）之地取回来，篆刻于石柱上并置于皇家柱廊之前。那个说话的人若不是曾经从我手里无罪释放，就不会知道我还活在世上。

[29]此时平民是否具有选举权难以确定，但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曾提出，德拉古法中有给予具备武装的人以公民权这样的规定。第一是德拉古之前关于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的记载： 最高法庭议事会具有护卫法律的职能，但它管辖着城邦中大部分最重大的事务，并对一切扰乱公共秩序者直截了当地进行判刑或罚款。

民众的参选方式极其民主化，任何符合资格的雅典公民都可以参选，其合法资格的条件如下：第一，他要年满30周岁。概言之，德拉古立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当时的雅典还是一个部落制国家，国家虽然由九位执政官管理，但由于国家内部的氏族权力巨大，所以贵族就会产生僭主之愿。

[16][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4页。学者Botsford认为，由于贵族们分为很多派系，并且在动荡和骚乱的环境下，通常难以确定由哪个派系来主持政府。

[8]此话虽然因其完全抛弃传统政治理论的做法而有片面性，但也指出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中隐含着某种未曾揭示出来的东西，而且这种隐而未彰的东西往往就是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部分。[49]他将这种人称为atimos。不仅如此，梭伦还认为城邦应尊重个体。在雅典人的法律观念以及他们所采取维护法治的措施中发展出了一种与传统政治理论无关的思维方式。

因此，雅典普通民众通常关注的就可以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解析出来。同时，这也使雅典民众的法治观念得以强化。

德拉古法规定，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可以向最高法庭提起诉讼，以说明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与哪一条法律相违。[41] 消除人们的钱财之恋，就是要改变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状态，让享有公民权的人处于平等的状态。

[26]Edward Baldwin, History of Greece, Printed for M.J.Godwin and Co.,1822, p.50. [27]参见注[16]，第178-179页。它审讯那些图谋颠覆平民制的人。